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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宇宙飞船经济理论”,被视为循环经济思想的萌芽。为了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从上世纪开始,不少国家已开始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例如,作为世界上循环经济实施最早、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国在1972年就制定了废弃物排放后的末端处理法,随后又建立双轨制回收系统,提高包装材料的回收率,将思想观念从“怎样处理废弃物”转变为“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又如,美国注重从源头抓起,上世纪70年代,美国杜邦公司提出减量化(搁别诲耻肠别)、再使用(搁别耻蝉别)、再生循环利用(搁别肠测肠濒别)的“3搁”原则,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清洁生产,有效解决了公司在资源、环境、效率、成本等方面的问题。再如,丹麦通过构建工业共生体提高循环经济效益,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成为世界公认的工业生态系统的典型。
循环经济优化和提升了价值链,为提振工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等提供了新路径。循环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使用、丢弃”的线性模式,代之以“回收、循环、再利用”的新模式,其中蕴含的经济机遇非常广阔。美国麦肯锡公司曾估算,假如欧洲采取循环经济政策,到2030年能创造1.8万亿欧元的净经济效益。
循环经济一头连着资源、一头连着环境。如今,在全球减碳行动的推动下,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实现经济绿色增长和气候目标已成为趋势和共识。2020年11月份,在二十国集团(骋20)领导人利雅得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核可《碳循环经济(颁颁贰)平台》以及其“减少、再利用、循环利用和消除(4搁)”框架。2021年2月份,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成立“全球循环经济与资源效率联盟”,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
对中国而言,发展循环经济是推动绿色增长、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必须加快探索符合国情、能解决多重矛盾的中国特色循环经济发展之路。一方面,要完善以减碳为导向的循环经济制度基础,加强关键技术创新和市场化应用,培育壮大相关产业;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交流,探索将循环经济纳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框架,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合作,提升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