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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点行业绿色转型

此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还提到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紧接着，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重点实施包括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节能降碳增效行动、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在内的“碳达峰十大行动”。本期聚焦重点行业绿色转型。

“我国经济绿色转型中的重点行业主要是建筑业、纺织业、化工业、交通和钢铁等行业。这些行业扬尘、废水、废渣、废气等污染物相对密集，治理难度较高，是当前我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表示。

宋向清认为，治理重点行业要大力度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第一，要转变当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现状，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逐步建立起低碳能源消费体系。第二，要大量引入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提高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提倡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淘汰落后产能，以科技创新推动节能减排。第叁，要创新经济绿色转型的新管理模式。

绿色转型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绿色转型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宋向清表示，在调结构过程中，我国应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放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倍增效应，通过尖端科技创新和战略性市场布局，使我国的“高特精尖新”技术产业效能呈现几何级数般增长，从而快速构建全国性低能耗产业矩阵，推进绿色经济转型。

宋向清认为，经济绿色转型还需要大量节能技术类公司的支撑和协助，要积极培育一大批符合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要求的节能环保公司，降低新材料使用成本，从而调动更多公司自觉自愿地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是近期我国改善产业结构、减少碳源，加速低碳技术升级和绿色经济转型的要求。

全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马辉表示，国家领导人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重要讲话，就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在马辉看来，中国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

宋向清表示，经济绿色转型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神经中枢”，也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建立低碳循环经济的必然趋势。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对中国而言，已经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辉从城镇化率、工业化和能源结构分析了中国现在面临的现实压力。从城镇化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在达到碳达峰的时候，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而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才60%左右，城镇化率还有上升的空间，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消耗有比较大的需求。从产业结构来看，欧美国家碳达峰时，工业占比大概已经降到27%以下，现在中国的工业占比依然还非常高，且工业化还没有达到顶峰。从能源结构来看，欧美发达国家碳达峰和煤炭消费的达峰几乎是同时的，中国2020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耗比重大概是57%，并且还在增长。

宋向清表示，经济绿色转型的挑战主要是淘汰落后产能给社会就业、骋顿笔增长、地方税收等带来的短期阵痛和冲击。但大量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等的逐渐增多和日益成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新机遇。这些新型材料和技术装备对传统技术、材料和装备的替代性大大提高，也会使得转型成本降低，公司主动寻求新材料、新技术的意愿大大提高，最终将有望形成“政府扶持转、公司愿意转、市场接受转”的局面。

“双碳”时代将产生叁大“绿色革命”

为探究生态环境科技对我国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走进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并对相关专家进行了采访。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生说，伴随着“双碳”时代的到来，将会产生叁大“绿色革命”。一是能源的绿色革命。光伏、风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在能源中的占比将大幅提高，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能源将被逐步淘汰。随着氢能等清洁能源汽车技术逐渐成熟，未来机动车排放造成的污染问题将彻底解决。二是产业的绿色革命。“双碳”时代是传统产业的危机，传统产业必须以节能减排、提质增效为主要目标，进行生态化和绿色化的改造提升。当前，我国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仅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68%、50%和48%，产业结构升级空间巨大。叁是治理理念的绿色革命。环保策略将由超低排放改造向开发新能源、采用非化石能源过渡，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向更加注重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有效传导。

李海生表示，“双碳”时代，还有其他很多问题需要考虑。例如，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废旧电池怎么办?大量的废弃光伏板应如何回收利用?核聚变技术可以带来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但核废料、废水如何处理?新型污染物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该怎么管控?如何通过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绿色科技全面发展?如何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引领全新生态环保产业输出?可以说，低碳时代给出了大量的“考题”，生态环境科技工作也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多位环保专家表示，降低碳排放，实现超低排放和碳中和，需要不断强化节能减排的各项举措，“双碳”目标的落实需要与大气、土壤和水环境治理统筹起来综合治理，只要措施有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一定能实现。

高耗能行业转型需要做好产业组合“加减法”

“中国钢铁工业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聚焦先进工艺技术、新材料研发、绿色低碳等领域，增强科技创新的发展后劲。”近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钢协”)召开第叁季度信息发布会，中钢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屈秀丽在会上表示，钢铁行业要坚持绿色低碳方向，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下一阶段，将组织有关力量，协同推进关键低碳冶金技术项目的研究开发。

事实上，除钢铁工业之外，中国众多行业都在谋划绿色转型，探寻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生说，目前，我国六大行业(石油加工、化工、黑色金属冶炼、非金属产物生产、电力热力供应、交通运输)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排放量的88%，达到84亿吨。如果能够实现清洁生产，达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可大幅消减二氧化碳。

钢铁有色行业探索低碳发展

屈秀丽在谈到钢铁行业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时表示，对于碳达峰、碳中和，全行业高度关注并积极推进。全行业要坚持绿色发展和智能制造两大主题，继续有序推进超低排放改造，科学、规范、合理地开展评估监测及公示工作，加快实现超低排放。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推广绿色设计产物，推动绿色消费，共同谋划钢铁低碳转型。

中钢协总经济师王颖生表示，对于备受关注的氢冶金技术应用，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氢来源是否低碳，因为制氢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中钢协副秘书长黄导表示，中钢协从全行业征集了200多项低碳技术，从中选出了几项技术作为重点并开展工作。

中钢协副秘书长石洪卫表示，对于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不能仅仅立足于钢铁行业来看待。譬如，生产高端的电工钢肯定比生产低端的建筑用钢更耗能，能耗调控需要从全局考虑。

中铝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刘祥民日前表示，实现“双碳”目标，是经济社会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中铝集团发布了《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提出“力争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2035年降碳40%，率先在行业内实现碳中和”的总体目标，加大前沿性绿色、低碳、无废技术的基础研究，加强与清洁能源公司的合作，积极布局循环再生产业体系。

中国铝业有关负责人表示，铝的冶炼用电量大，对电流稳定要求高，目前，还是要依托稳定的供能系统，水电铝一体化发展是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据记者了解，有的公司也在谋划把生产公司搬迁到云南等水电资源丰富的地区。不过，该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在今年的能源形势下恐怕不容易，因为云南工业也限电，但对于整个行业而言，绿色转型应该是重要的变革性推动。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表示，在重化工业领域，钢铁、有色、化工这样的行业转型，重点要解决四大问题。第一，能源结构要低碳。第二，要加大低碳低排放技术的研发，实现生产加工过程的低碳。第叁，产物不仅要可循环并且在使用的时候也应该是低碳的。第四，物流环节要低碳。

转型需要做好产业组合“加减法”

太古集团行政总裁施铭伦表示，与能源相关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0%源自于城市，市级政府应成为解决气候危机的主导者。为实现净零碳排放，中国要大幅提升使用清洁能源的比例，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利用，并减少对煤炭发电的依赖。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建筑环境非常重要，未来脱碳需要加大跨产业的投资，并促进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此外，交通运输是仅次于能源和建筑业的第叁大碳排放来源，低碳交通战略和政策的全面执行至关重要。

施铭伦表示，整个城市网络脱碳化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物理系统之间的智能交互是打破传统的城市能源和效率平衡的关键，数字化和物联网科技为加速零碳转型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胡麒牧表示：“要实现产业的低碳循环、绿色转型，第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应在政策上给予鼓励支持。第二，要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不但要减排而且要对现有的能源进行高效利用。第叁，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绿色金融不可或缺。碳交易对低碳排放的公司会形成一种激励。”

而对于传统高耗能产业要实现绿色转型，胡麒牧表示，首先，必须从上游能源结构进行转型，只有能源供给结构调整了，需求结构才能调整。其次，制造、消费、流通等整个产业链必须低碳。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强调，中国经济绿色转型需要做好产业组合中的“加减法”。通过在能源消耗低、经济附加值高的行业做“加法”，提高由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商业模式引领的先进制造业、金融和信息服务业等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同时，在工业体系内部对高能耗、高污染、低增加值的落后生产能力上做“减法”，降低传统落后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而重构产业组合，优化产业结构，为绿色经济转型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重视氢能的重要减碳作用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对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出系统谋划。氢能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新型能源。专家认为，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需要重视氢能的重要减碳作用。

氢能布局日益加速

我国从2030年碳达峰到2060年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而几乎所有的大国都是40年到60年。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开启了伟大的能源结构转型长征。

国际氢能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毛宗强认为，能源无碳化与电气化将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并使工业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我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现在就必须有计划地精准减少煤炭使用。未来，氢能会起到能源主力作用，预计2050年，氢能将占一次能源的10%以上。

数据显示，全国有30多个省份发布了氢能规划，到2030年，规划的加氢站数量超过1000座，燃料电池车数量超过25万辆。2021年7月，河北省印发氢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5年建成100座加氢站，年产值达500亿元。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氢能“十四五”规划。

与此同时，超过叁分之一的中央公司纷纷布局氢能，以协鑫、隆基股份为代表的民企也积极发力氢能。国家氢能示范项目也有很多，例如，氢能示范城市以及科技部和山东省政府联合打造“氢进万家”科技示范工程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安全与新能源研究室主任刘强认为，作为能源，氢能具有两个极具竞争力的特征：高能量密度，单位质量的热值大约是煤炭的4倍、汽油的3.1倍、天然气的2.6倍;可以存储并且无碳，相比电力可以实现跨时间以及地域的灵活运用。

“氢能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可以作为能源，它也是工业部门实现减碳的重要手段。氢能在我国重工业、重型运输的脱碳以及电力系统灵活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氢能极有可能在难脱碳行业的碳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在成本经济性上也将具有竞争力。”刘强说。

刘强表示，氢能可以为水泥等许多工业直接提供热源，还可在直接还原技术中被用作还原剂。此外，以氢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混合物为原料，可以生产化工行业价值链中几乎所有主要产物。基于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的技术也可以成为化工行业的脱碳选择之一。

多措并举发挥好绿氢减碳作用

目前，氢作为工业原料在工业部门得到广泛运用。据了解，氢能的主流制取途径主要有叁种：绿氢可以通过使用可再生电力或者核能来生产，但依赖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大幅下降;蓝氢可以由煤炭或者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制得，并将二氧化碳副产物捕获、利用和封存，从而实现碳中和;灰氢可以由以焦炉煤气、氯碱尾气为代表的工业副产气制取，可利用规模偏小，仅适合市场启蒙阶段使用。

“未来，氢能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氢能生产的绿色化，减少由天然气和煤炭制氢的比重。”刘强预计，未来，绿氢的产量在2028年左右步过导入期之后将快速上升。到2060年，工业氢(灰氢和蓝氢合计)产量每年为1500万吨左右，绿氢的产量将有3000万吨左右，其中55%用于交通领域和备用电力，45%用于钢铁生产。

“我国氢气用于化工生产，基本上是化石能源制造的灰氢。用绿氢替代灰氢是方向、是必然。如果绿氢等量置换现有的2000万吨灰氢，至少减排2.2亿吨二氧化碳。”毛宗强建议，现阶段，我国使用氢能要分步走：蓝氢先行、绿氢跟上、灰氢退出。未来，非碳能源代替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输出氢能要并举，同时，发挥氢能作用，蓝氢、绿氢并行，以绿氢为本，努力扩大绿氢在交通、冶金、化工中的替代作用。

在毛宗强看来，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现有的自然碳汇不能满足需求，创造新的碳汇、人工碳汇必不可少。要利用氢能扩大碳汇，发展负碳技术。同时，发展氢能，要关注氢基化合物，如绿氨、绿天然气、绿甲醇等，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设施能方便、经济地使用氢能。

“未来，要积极开展氢能贸易，促进国际氢能交易。例如，欧洲和东北亚是世界氢能主要进口地区，我国东部地区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将生产的氢气或者氢基化合物可以向日本、韩国出口。同时，要积极开展国际氢能合作与交流，提高我国氢能技术水平。”毛宗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