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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这就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拿出全球合作的计划，并且形成多边合作。就欧盟的经验而言，绿色经济能创造非常好的工作机会，全球的创新科技也使绿色经济变成可能。在这背后，需要非常多来自公共部门的支持，这意味着公共资金是必要的，当然私营部门的参与也极为重要。”在日前举行的国际金融论坛（滨贵贵）第18届全球年会上，滨贵贵联合主席、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主席、欧盟委员会首任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课题的背景下，如何落实推进各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何将各国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颁翱笔26）的承诺转变为行动，如何进一步发挥碳市场和绿色金融的作用、将资金引入绿色领域成为此次年会的重要议题。

“绿色是用钱买不来的，全球只有合作才有真正的出路。”中国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荣誉主任刘燕华说，绿色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风向标，绿色投资今后将非常活跃。刘燕华认为，在落实《巴黎协定》的过程中，目前全球尚有叁个缺口：承诺缺口、技术缺口、资金缺口。资金方面，对于中国来说，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的引导，还需要制定社会投资的政策；要发展绿色金融，推出更多金融产物和服务、鼓励绿色公司上市、发展绿色基金；此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机制，包括碳市场、生产补偿机制等。

碳市场：进一步扩大覆盖面

数据显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136亿吨，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112亿吨。在二氧化碳排放中，与能源相关活动的排放量最大，占99亿吨。对于实现碳中和的难度，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张希良表示，从中国来看，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同时实现碳中和，实现近零排放，因为各个行业减排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这就为将来行业之间的合作、行业之间互相抵消互相协同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谈及碳市场，张希良表示，碳市场的作用是可以避免运动式减排，这需要长效机制。首先，对公司引入排放许可、按需排放，真正把碳排放作为公司生产经营一个硬约束；其次，通过交易形成碳价，促使低碳技术的创新和投资，促使公司进行清洁生产，从而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和社会生活方式。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赖晓明表示，现在碳交易在中国非常受关注，它是一个以市场化手段来推进减排的重要机制创新，通过交易形成的碳价格信号来引导资金、技术投向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领域，有助于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中国目前碳排放的价格稳定在42元/吨的水平。

不过，中国的碳排放市场整体上还刚刚起步。赖晓明认为，起步阶段，只是电力行业纳入了交易范围，还需要将钢铁、有色冶炼、建材、石化、化工、造纸、航空等行业纳入碳市场，尽快扩大整个市场的覆盖面。同时，目前碳市场中还只是控排公司在参与，未来非控排公司也就是非履约公司以及投资机构也需要纳入碳市场，加快推动公司提升碳管理的能力。另外，当前碳市场还是一个现货市场，下一步要加快碳市场产物的多元化创新、积极探索衍生品市场发展，同时探索碳排放市场与其他市场的联动。

绿色金融：是责任也是机遇

应对气候变化对金融机构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责任，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中国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介绍，在中国的“双碳”目标政策体系里，绿色金融被明确为重要的支持和保障机制，以支持产业结构优化、传统产业降碳和环境保护。中国金融管理部门针对绿色金融已经持续地更新了很多政策，比如《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等，这些实际上是在引导金融机构更加关注绿色发展。同时，央行还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来引导金融机构的绿色配置。周月秋强调，产业结构的转型一定会带来金融资产配置的转型。低碳项目、低碳转型需要与其成本相适应的资金，金融可以通过更大范围的创新和合作，把不同来源的资金配置到相应的项目上。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表示，国际金融机构要更多地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物来支持绿色低碳的投资和融资。对于绿色低碳技术产物和服务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也需要加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础滨滨叠）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表示，对于多边机构来说，必须支持有关国家实现自主减排贡献目标（狈顿颁），帮助这些国家在已有的狈顿颁基础上向前再迈进一步。

徐林建议，要激励更多机构特别是私人部门去从事绿色低碳投资，这背后需要解决两个主要的激励问题：一是要使投资机构包括公司从事绿色低碳投资所形成的绿色低碳收益内化成投资者或者公司的收益；二是进一步推进现行能源价格体制的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