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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1月14日凌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颁翱笔26）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

在“拖堂”近一天后，近200个国家最终达成了一份名为《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的联合公报，旨在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以内，以避免全世界遭遇气候变化灾难性后果。

颁翱笔26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大会闭幕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本次大会为落实《巴黎协定》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开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征程。

过去两周，COP26让全世界人民再次将视线聚焦在气候危机上。大会召开期间，COP26的重要性、应对气候危机的难题、生态转型面临的挑战，一系列相关讨论甚嚣尘上。11月11日晚，新京报记者连线“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理事会联合主席和外方院长、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聚焦这些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索尔海姆多年来一直关注环境保护、生态转型、绿色经济的发展。2005年至2012年，他担任挪威国际发展部长、环境部长。2016年至2018年，他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和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

对于刚刚落幕的颁翱笔26，索尔海姆认为，大会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包括在森林砍伐和甲烷排放等议题上达成一致。但他认为，最重要的进展是，中国和美国发布了对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中美在气候议题上合作非常重要”。

但是，在应对气候危机问题上，索尔海姆认为具体的政策举措比一些宣言承诺更为重要。他表示，像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将对全球煤电使用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在推进全球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在于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索尔海姆认为，必须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旧发展模式，转而利用科技、使用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循环经济，这“既能帮助人们脱离贫困，提升生活水准和幸福感，还能保护地球”。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必须关注公平问题，不然在转型过渡期将遇到比较大的阻碍。

索尔海姆一直关注着中国在生态保护、绿色转型领域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消除绝对贫困，也就可以引领世界实现生态转型。此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美在气候领域加强合作非常重要

新京报：颁翱笔26被认为是世界避免出现气候危机灾难性后果“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据你观察，颁翱笔26可以算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吗？国际社会抓住了这次机会吗？

索尔海姆：目前来看，颁翱笔26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例如，印度承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其能源需求的一半，这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此外，在颁翱笔26会议上，众多国家还在森林砍伐和甲烷排放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进展，应属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新京报：正如你所说，中美表示要加强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加快减排并成立工作组定期见面。你如何看待这一声明？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合作为何重要？

索尔海姆：我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我很赞赏我的老朋友解振华和约翰·克里，他们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中美合作非常重要。如果中美之间缺乏合作，那么无论是在气候问题还是在抗击新冠疫情、经济发展以及和平建设等众多方面，全球都很难取得进展。

有种说法是“全世界是一个大家庭”（The whole world is one family），这也应该是我们在处理问题时的考量，我们必须共同协作。因此，中美决定合作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巨大问题，这显然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新京报：当地时间11月10日，颁翱笔26公布了格拉斯哥协议草案。这份草案再次重申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希望加速行动，以实现《巴黎协定》中的目标。但有人批评称，这份草案做得还不够，对实际促进气候行动的贡献微乎其微。你如何看待这份草案？

索尔海姆：我认为，我们不应过多关注这些外交辞令，因为决定世界的并不是文本中的细碎措辞。例如，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一举措要比格拉斯哥的（文本）成果重要得多。因为这意味着，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或肯尼亚不会再要求中国提供煤炭，而是希望中国能提供风能、太阳能、绿色氢能以及电动汽车，正是这些技术会逐渐改变世界。对于民众而言，现实世界将受到这些停止使用煤炭决定的巨大影响。

再如美国，美国总统拜登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涉及环保，且规模巨大的议案。如果这项议案获得通过，我想这也要比格拉斯哥的（文本）成果更加重要。我们有理由保持积极乐观，因为现在许多领导人的决策和世界各地的商业活动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改变思维模式是应对气候变化最大挑战

新京报：你认为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主要面临着哪些挑战？

索尔海姆：我想最大的挑战在于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我们老套的思考模式还停留在20世纪，那时人们一心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产生大量污染，随后才进行治理。例如英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韩国都采用了这种旧的发展模式。

但到了21世纪，应该运用科技，从煤炭转移到太阳能，使用电动能源，转向循环经济、绿色旅游业和绿色农业，这同样会提供就业，促使经济繁荣，既能帮助人们脱离贫困，提升生活水准和幸福感，还能保护地球。

新京报：我们关注到，国际社会在落实具体应对方案上也存在问题。例如，2009年，发达国家答应在2020年前完成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但该目标一直没有达成。你认为为何达成气候融资目标如此困难？

索尔海姆：其实，这主要是政治问题，象征性意义更多。发达国家应该兑现其承诺，提供气候融资资金。

但我认为这笔钱依然算是“小钱”（pocket money），真正大规模的资金应该是由私营部门和政府共同承担，以适应新经济模式。现在已经有数万亿美元投入绿色经济，未来还需要更多。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本身进行的绿色投资也要比格拉斯哥所讨论的更多。所以，比起关注“小钱”，我们更应关注大规模投资。

新京报：新冠疫情危机也已经持续近两年了，有人认为气候变化要比新冠疫情更糟糕，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索尔海姆：我认为不应该将危机进行比较，这些危机都需要被解决，因此国际合作才显得如此重要。不过，我们的确可以从应对新冠疫情上吸取经验教训。

首先，全世界应齐心协力应对危机，世界各地均有新冠感染病例，缺乏合作，显然难以有效应对危机。其次，（国家）领导能力极为重要。在各国抗疫表现中，这种对比尤其强烈。我们同样需要有力的领导力来调动资源，应对气候危机。

最后，要意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它尤其脆弱。如果我们的行为能够帮助改善地球环境，曾经的美景也会再次出现。中国强调建设“美丽中国”，这点提得非常好，这能使中国民众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美，并采取行动来保护它。

加速能源转型应对危机，打造循环经济实现绿色复苏

新京报：最近，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遭遇了能源危机，包括中国、美国及欧洲。今年能源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类似的能源危机？

索尔海姆：在我看来，解决方法很简单，全球应该加速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加速使用太阳能、风能、氢能甚至核能。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纵观历史，在主要使用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的时期，也总是会发生能源危机。因此，我们应该把今年的能源危机看成是一次短期的小挫折。不久后，能源系统就能恢复平衡，但我们依然需要快速转型使用可再生能源。

新京报：这次能源危机发生在全球为缓解气候危机推动清洁能源转型期间，有人担心此次能源危机与清洁能源转型有关。你认为能源危机的发生会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全球能源转型的步伐？

索尔海姆：我还是希望由专家来解答这其中是否有联系，但就我个人来看，这两者间无关，我也不认为此次能源危机会影响（能源转型）长期发展。

中国、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均承诺致力于打造绿色未来，行业巨头也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所以我很有信心，我们即将进入新型绿色未来。

新京报：除了气候危机和能源危机之外，世界仍处在新冠疫情危机之中，而且每当人们认为疫情即将结束之时，新的一波疫情又再次袭来。在疫情不断反复的背景下，世界该如何推进复苏，尤其是实现绿色复苏？

索尔海姆：我认为，实现绿色复苏的第一要务是，尽快推进电动力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其二是打造循环经济。为什么一定要购买？如果你想要一条新裙子，为什么不能租？如果你想要新家具，为什么不能用租的，或者买下来使用几年后再卖给其他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共享汽车、共享自行车？我们需要进入共享经济和循环经济中。就像你每次想买一部新手机，不能总是把旧的扔掉——这些旧手机的所有组件都应该被回收再利用。

第叁，我们需要更好地爱护我们的地球。中国未来几年将大规模植树造林，建造更多的国家公园，保护中国最美丽的自然环境。

如果做到这几点——推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打造循环经济、对地球更具善意，在新冠疫情之后我们的世界会更好。

中国能够实现脱贫，也能引领全球实现生态转型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13日，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最后一天，各国官员在现场。图/IC photo

新京报：中国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根据你对中国的了解，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面临哪些挑战？

索尔海姆：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确保（实现目标的过程）是一个公平的过渡。

确实，在实现可再生经济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新的、更好的就业机会。但如果你是山西省的一个煤矿工人，对于广东、江苏那边出现的新的、环保的、更好的工作机会，你可能并不会有兴趣，因为你得关心自己的未来。在美国也是一样，如果你是肯塔基州的一名煤矿工人，可能不会开心看到在加利福尼亚州建造太阳能发电站，因为其不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

我认为，在减排过程中，中国、美国、欧洲需要互相学习，探讨如何才能让这个过渡公平——譬如制定工人再培训计划、打造新的经济、加大对一些地区的投资等。

也就是说，在减排过程中，对个人和社区的影响，我们要做得更好。我记得参观过一家中国公司，其有一个特别的项目，专门培训那些前煤矿工人，让他们成为共享汽车的司机。推出这类帮助人们更好过渡的项目非常关键，因为若是不能确保公平，整个减排过程将遇到很多抵制。

新京报：你刚提到曾多次到访中国，看到了中国的低碳发展。你怎么看待中国的低碳发展进程？

索尔海姆：我认为这些是非常惊人的变化。对于中国未来的低碳发展，我比较乐观。

我现在仍记得第一次来中国的情景，当时中国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那会儿中国几乎没有私家车，北京只有一条地铁，也没有高铁。而且，所有中国人基本都穿着一样的衣服，食物基本上都是米饭或面条，当时的中国甚至比一些非洲国家都要穷。

但现在，中国已经消除了极端贫困，且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过着美好、便捷的生活。中国可以实现这一奇迹，自然也可以在建设生态文明上起到同样的领导作用。从1980年代以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这么多的人走出极端贫困。

中国可以引领世界实现生态变革。过去十余年，中国在遏制污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0年前，中国的城市可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但现在，中国城市的污染水平和欧洲差不多，比之其他发展中国家则低得多。

新京报：你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外方院长，此前曾提出中国海外投资环境分级分类体系，为中国“走出去”过程中的项目绿色化提供指导。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该如何帮助沿线国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索尔海姆：中国是许多国家的主要投资者，甚至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国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因此，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对于这些国家实现绿色转型非常关键。

过去，中国在其他国家投资时会遵循他们对于环保的相关规则。但现在可能不行，因为中国的标准要比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很多。所以中国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需要开始推行中国标准。而这也是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在开展“一带一路”投资时要实施绿色、清洁的国际标准。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国在推进绿色发展、保护环境方面有没有其他好的实践可以向其他国家推广？

索尔海姆：就在近期，越南首都河内开通了该国第一条地铁路线。这个中越合作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建造了了不起的地铁和高铁，现在这个领域就可以向外拓展其技术。除此之外，今年年底，中国-老挝铁路将建成通车。

新京报：我们谈了很多需要政府做的事儿。那么，在保护地球这个问题上，作为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

索尔海姆：政治领导人和公司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可以影响这些决定。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的观点，这样他们可能会改变行为方式。我们去商店时，可以购买最环保的产物。我们也可以发展共享经济，回收再利用很多东西，而不是直接扔掉。我们可以多走路、骑自行车，或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