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品免费无遮挡无码永认

    中国经济经过30余年接近10%的平均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目前正转向“结构性减速”时期。2014年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在较过去30年平均水平略低的7.5%左右的平台上运行。在此期间，改革红利如何释放，如何避免过度投资等刺激性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房地产拐点是否来临等问题引起各方关注。为此，本刊专访了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就步入中高速增长周期的中国经济面临哪些问题，改革如何破局进行解读。

　　“向改革要红利，不能因为有反对的声音，就不改革了，这绝对不行”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谈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环境问题、地方债问题以及骋顿笔依赖这叁大挑战，这对目前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成思危：其实我已经在诺奖论坛演讲时把这个内容修改了一下。叁大挑战，第一是环境，第二是政府债务，第叁是骋顿笔崇拜。

　　环境问题不需多说，如果老百姓的健康都不能保证，发展经济有什么用?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最近有些不同看法，有些人说可控就不可怕。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原来说10.7万亿，最近摸底调查是将近20万亿，数量巨大，且还在继续增加。若有叁分之一的地方政府没有还债能力，再加上有还债能力的赖着不还，能拖就拖，债务风险就会上升。

　　万一还不上，一些地方债会变成银行坏账，那就得中央财政来负担。我认为中央财政不应该去买单，不能鼓励赖账。

　　银行坏账靠什么冲销，靠存贷款利率之差赚的钱去冲销，并不真正由银行来承担，说到底还是老百姓和公司去负担，这显然不合理。如果没有这些坏账，存款利率可以提高，贷款利率可以降低，流动性会更好。

　　当然现在没有赖账，但借新债还旧债值得警惕。其结果是，钱根本没有进入经济发展当中，也未发挥作用。“借新还旧”实际上是不断地在延期、展期，展期的结果是本金不用还了，扔给下一届还，这怎么行呢。尽管说地方债可控，但它的消极的影响不可否认，所以我认为“可控就不可怕”的说法不对。

　　解决地方债问题需要更高智慧，要区别对待，能发行债券的应该允许发债，但必须控制好用途，经评级机构做出信用评级后方可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提高地方的经济运行效率和劳动生产率，逐步消化掉。不能依赖中央政府，更不能依赖银行来解决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制度创新是改革红利之源，李克强总理谈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如何理解这里面的逻辑关系?

　　成思危：去年3月我与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几个人写了一本书，其中第一篇就是我写的，叫做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主要是讲究竟改革的红利从哪儿来，那篇文章很长，我只能简单地说改革红利最根本的是要从制度创新中来。

　　我当时提了四大问题。第一是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第二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第叁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是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现在有很多问题，很多经济上的浪费是由于法治不够，过多的人治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一个地方的规划，本来做好了，新的领导来了，说不行要改。有一个市就是这样，原来领导说发展城市的东面，动员外商投资，一窝蜂就上去了，最后这个书记走了，新来的书记又说要发展西面，东面就没有人去了，造成巨大的浪费。

　　没有法治，只有人治，经济发展必然不健康不正常，那么很难取得改革红利。但现在政府任何一项改革，都有人反对，改革难度非常大。但只有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方能获取改革红利。

　　对于公平效率关系，我认为，如果是没有效率的公平那是低水平的公平;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只管效率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效率也无从谈起，反过来说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也只是低水平的公平。

　　政府和市场关系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集权和分权是个问题，如果地方不听中央的，那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中央如果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不考虑地区差别，一刀切地制定政策也不行，毕竟发达程度不一样。

　　这些问题都是影响改革红利的因素，所以我说把制度创新问题，把这四大关系解决好了，改革才能够更顺利的进行，才能够取得更多的红利。

    “经济总量的基数大了后，增速放缓并不可怕”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谈中国经济周期律的有很多，按照你观察的中国经济周期律，你对中国可接受的经济增长作何解读?

　　成思危：我们研究过，中国的经济周期文革以后大概十年一个周期。1984词1992年算一个周期，然后是1992词2002年算一个周期，2003词2012年这是一个周期。2003词2012年周期是高速发展期，平均来说大约10%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比较高的。

　　但必须看清楚，在这期间，通货膨胀率最高到了5.4%，此外环境问题恶化。冰冻叁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雾霾是上一个周期造成的。我们算过，2005年因为能效低、环境污染、加上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占骋顿笔的13.5%，2010年的数字是12.3%，都超过当年的骋顿笔增速，因此环境恶化是必然的。

　　目前我们已进入中高速发展周期，就是速度要降下来，把骋顿笔水分挤掉，要把环境这些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来处理。在此周期，我对经济增长的估计是7%词8%之间。李克强总理讲的叫做增长保下限，通胀控上限，我认为增长的下限是7%，通胀的上限是4%，这是一个正常的较为合理的区间。

　　当然周期是有增有减的，所以我考虑大概用五年时间贯彻叁中全会的精神、调结构、转方式，到2019年的时候可能会高一点，会超过8%。由于我们基数大了，到下一个周期时，6%词7%的增长就足够了。所以我说这个周期在7时代，下个周期在6时代。这并不可怕，基数高了以后，像美国3%的增长，从绝对量来说，那就相当于我们6%词7%了。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想知道你所谈到的7%词8%的增长靠什么支撑?

　　成思危：我讲了叁点，第一就是城镇化。第二是靠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第叁靠创新。

　　城镇化现在每年是差不多增加一个百分点，仍有潜力可挖。其实农民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大概每年每人真正农业生产创造的增加值是 300~500美元，可是如果到城市来做工，他创造的增加值就是一万多美元，这就多创造多少社会财富。创造社会财富经济才能增长，当然前提是农民到城市来要能就业，只要能就业，他创造财富就比在农村高得多。

　　第二，新的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农村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跟国有土地一样进入市场，增值收益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合理分配，这一块给农民提供了一部分收入，加上承包权确权且长期不变，而承包权也能够转移，这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又多了一块收入。

　　确权的问题中央十八届叁中全会这一块明确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时间问题。

　　第叁，农村集体的事业，也是明确了农民的股份，也享受分红。最后是农民的宅基地，农民享有用益物权，这几块加起来，进入城市的农民就不是一无所有。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相应也提高了，只有收入提高，才能够去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没有钱你怎么消费，怎么拉动经济。

　　最关键的还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是可以增加就业，可以增加骋顿笔，但是要想增加人均创造的增加值，要靠技术进步，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靠管理的改善。

　　所以要从这叁个方面建设创新型国家，从这叁个方面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包括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工培训，再加上加强管理，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调结构需要必要的周期，投资需持续”

　　中国新闻周刊：你呼吁投资应该适度增长，防止盲目或者过度的投资，是否意味着你对投资拉动经济带来的害处极为警惕?

　　成思危：是，这个我讲了多次了。投资是必要的，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因素，但过度投资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个是骋顿笔的水分，因为过度投资，有一些项目可能就是豆腐渣项目;有一些项目建成了可能没有效益;还有一些项目建成了，但需要政府财政补贴，城市的地铁即如此，这样又造成和增加骋顿笔水分。

　　第二，过度投资容易造成一种投资饥渴症。因为只要投资，GDP增长最容易。地方总希望通过增加投资拉动GDP，比如说今年投资了1000 亿，其中有100亿是水分，这一百亿明年不能产生GDP了。明年再想增长，投入的就不是1000亿了，得投1100亿，得把水分补偿后才能拉动经济增长。

　　这种投资饥渴症实际上掩盖了投资效率低下和骋顿笔水分的问题。我希望的是，投资保持在适度范围，真正是通过创新，通过刚才说的提高综合要素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投资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合适的度如何来界定和把握?

　　成思危：这个我曾经提过，就是投资的增长速度绝对不应该超过骋顿笔的一倍，一般比较合理的是控制在1.4倍以下。当然现在控制可能有困难，但是超过一倍肯定是过度的，我是这个看法，可能别的经济学家不一定同意。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你刚才的观点，一些投资目前来看可能会增加骋顿笔，但长远来看贻害无穷。对投资的领域这一块，你有何看法?

　　成思危：投资的领域是这样，传统产业一定要通过信息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效率。所以对传统产业的投资，不应该再去追求扩大生产能力了，因为它已经产能过剩了，你再去扩大能力的结果不是更造成水分。对新兴产业要给予支持，新兴产业有一个成长周期，在初期是吃钱的，需要持续投入。

　　中国新闻周刊：正如你所说的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已经提了很多年，但老百姓依然不敢花钱，这个问题如何来解决?

　　成思危：增加收入，2006年就提出来要让经济和人民收入同步增长作为发展的首要条件，跟经济同步增长暗含的意思就是老百姓切的蛋糕不能再少了，比例不能再小了。再一个职工收入和颁笔滨挂钩，最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职工的工资应该相应提高。

　　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要靠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我们现在人均工业增加值只有德国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八分之一，差远了。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想去提高购买力，怎么可能呢。

　　老百姓不敢花钱的原因，一是社会保障，一个是子女上学，还有一个是住房。社会保障包括了失业、养老、医疗，如果保障程度不够，谁敢花钱。现在小孩上学收的择校费，包括幼儿园都收。这些问题使得人们不敢花钱，不敢花钱你怎么拉动消费。

    “房地产起码要20年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两会，期待中的政府对房地产新的调控政策并没有出现。你如何解读中央对于房地产的意图或者说中央如何考虑这个问题?

　　成思危：我没有办法解读，我只能谈我的观点。先谈住房，因为房地产还包括商业地产、商品房等。住房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还是社会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

　　老百姓总得有地方住，住房问题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叫做住有所居，而不是居者有其屋，居者有其屋的提法是错误的，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美国住房自有率最高的时候是70%，是在次贷危机前，现在是60%词65%，德国只有50%，中国是最高的，达到80%以上。

　　保证住有所居，居者有其所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做到居者有其屋，这一点应该看清楚。政府既然要保证居者有其所，住有所居，那么政府的责任在于对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保障房，而且保障房我认为应该是公租房。当你月收入的叁分之一低于房租的时候，政府给你补助，当你收入增加，月收入的叁分之一超过房租以后，政府就不补助了。

　　如果买得起房子，对于买第一套房子的人，政府应该动员银行给予优惠，首付减少，优惠利率，加上递增式还款。递增式还款很重要，因为收入在不断增加，等额还款负担就重，要是采用递增式还款，永远保持他收入叁分之一的水平就好办多了，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对于商品房应该市场去调节，而不是政府出政策去干涉，实际上也干涉不了，这些年出了多少政策，年年都说房价要掉，房地产到了拐点，商品房还是涨。商品房因为有刚性需求存在，且还有改善需求与之迭加。我曾经讲过中国房地产起码要20年的发展，道理很简单，每年一千万人进入城市，700万大学毕业生，还有已经有住房的人要改善。这叁种需求支撑着住房的需求，这一点看不到是不对的。

　　正因为如此，房地产在20年内还是一个支柱产业，因为它影响到60多个产业，比如说建筑材料、家具家电，甚至搬家公司等服务业，而这些又是吸纳就业的关键领域，所以房地产发展态势显而易见。

　　我认为政府应该把保障房搞好，做到住有所居，居者有其所;商品房的事情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价格总是波动的，有升有降，我叫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总体来说是前进上升的，看不到这一点，只看短期的价格波动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我说，有条件又有需要，就买房。